沙麟
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亲历浦东的开发开放，见证了一系列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历史画卷。
口述实录
对于担任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负责人工作，开始我并没有思想准备。年4月30日中午，我在新锦江宾馆会见外宾后，正准备回科委。这时，新锦江大堂经理匆匆走来说：“沙主任，市委有个电话找您。”我马上到大堂接听电话，电话是市委办公厅打来的，请我下午一点半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黄菊办公室见面。我立即赶往康平路。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对我说：“镕基同志要我转达，市委决定派你去搞浦东开放。”虽然当时我毫无准备，但我一听是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事情，还是很兴奋，因为中央刚刚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不久。当天下午，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在锦江小礼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宣布了浦东新区对外开放的十条优惠政策，同时还宣布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定于5月3日正式对外办公。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我拿着一叠材料回家，边看边摘，心潮澎湃，夜不能寐，一直看到5月1日凌晨两点多钟，并随手写下自己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感想：从事浦东开发要“奉献、开拓、廉洁、高效、求实”；浦东开发“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人生能有几回搏，这辈子交给它也值得”。5月3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浦东开发办公室挂牌了。从当天清晨起，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就陆续不断赶到浦东大道号，询问有关投资情况，争敲浦东的“大门”，表现出对浦东开发的极大兴趣。下午4点30分，浦东大道号，一幢毫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前，原本宽畅的马路，被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市民和一辆辆满载宾客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当浦东对岸海关大楼悠扬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梦鼓起了风帆，一个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敲上了第一枚铆钉。刚到浦东工作之初，我就通过媒体，表达了乐做浦东开发开放“拓荒牛和铺路石”的意愿。当时的浦东，沿江都是码头、货栈、仓库，陆家嘴是“烂泥渡”，张江是一片农田，临港则是孤悬东海的芦苇荒滩……如今，刚刚度过而立之年的浦东早已“脱胎换骨”，作为当年的拓荒者，每次去浦东，心里都有一种别样的欣慰。采访手记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经过短时间的沉寂之后，神州大地上原来气势如虹的改革势头，又出现了新的涌动。这一轮改革与开放轮到上海，轮到浦东。浦东那块原本沉寂的大地，一时间成了炙手可热的热土。
和沙麟有过接触的人，都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一种开放、坦诚、自信、智慧、谦逊的气息。从年4月从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岗位上调任浦东，他就和浦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蛙声一片的稻田，到高耸云天的“大厦森林”，再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跑出的“上海速度”，沙麟一路见证了浦东令人惊艳的巨变。
在54岁履新浦东之前，沙麟除了有一段上海市科委副主任的经历外，其余时间几乎都先后埋首在北大复旦两所名校里，潜心做他的学问。他曾主持第一代半导体集成电路开发研究工作，后来又带领团队开展微电子数值模拟研究。在科委工作时，他曾参加中国政府高级管理干部赴美考察组，深度了解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上世纪80年代，沙麟曾两度在美国麻省州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或做访问学者，或考察现代管理。30年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点将沙麟筹备浦东开发办，或许看重的正是他身上具备一种开放的潜质和博大的胸襟。在沙府采访时，我问沙老：面对突如其来的调岗，当时是什么感受？这位睿智的老人说：毫无预兆，但又兴奋；毫无准备，却又似乎已经准备了很久。
在浦东起航阶段，可以用“朝领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来形容沙麟的工作状态。他和开发办团队把浦东开发的规划、政策具体化，组织协调浦东开发的起步工作，提出“须强调速度与效率”“开始就需注重结构”“恰当利用科技信息”等清晰思路。为了吸引五湖四海的外商到浦东投资，沙麟马不停蹄地在世界各地宣传浦东，招商引资，度过了一生中最忙碌、最充实也最幸福的岁月。
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发生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蝶变。我利用一切方式，努力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上海和中国。
口述实录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古老的中国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上海，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国家外交的重要舞台，当时访华的元首与首脑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要访问上海。△沙麟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交谈。从年4月底到浦东，到后来去上海市府、人大工作，我恰好在这个时间段分管上海的对外开放工作，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黄金十年”，也是我不遗余力向世界推介上海的“幸福十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浦东开发办公室工作时，分管过宣传，向海外宣传推介浦东是我的应尽之职。后来，即使我的职务发生变化，但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关心和热情一直没有改变，浦东一直是我视野中的一个亮点。年至年，我先后会见过位全球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我总是鼓励和支持他们去浦东投资。我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熟悉上海经济、社会，每次接待国宾，无论是车队行进时与贵宾并肩而坐，还是在实地考察中沟通交流，也无论外宾来自何地，级别多高，我总是一如既往，将上海最美好、最真实的情况传递给对方，向世界推介上海和中国。△沙麟和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在一起。△沙麟陪同科威特客人参观杨浦大桥。把中国声音上海形象以国际方式传达给海外，有各种渠道，这其中既包括接待来访的各国政要，也包括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年1月底，在斯坦福大学亚太圆桌会议上，我作了题为“跨世纪的上海：现实与展望”的主旨演讲。我在演讲中呼吁，中美双方应该增进了解。美国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卫星侦察系统，可以看到地球上最微小的变化，却没有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极为深刻的变化，中国有许多中小学生都知道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许多美国人却未必知道上海在哪里。
我的这个发言引起了共鸣。许多与会的政要和学者当场表示，急切期待能重访上海，看看上海的最新发展。
我能够亲历、参与、见证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是一生的幸运。我努力用亲历者的切身感悟、参与者的真实可信、见证者的客观公允，在对外交往中自信而自然地以交流促理解，坚定又柔和地以沟通增互信。
采访手记
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大陆最大的工业城市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走上了整体转型之路。上海，开始像一只头雁，带动着整个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在这个波澜壮阔的开放大潮中，涌现了一批卓越的领导者和实干家，沙麟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年至年，沙麟先后就推进浦东开发开放、申请举办中国上海世博会、吸引外商投资等，会见过6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多位跨国公司首脑。他清晰的思路，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对方留下清晰而美好的印象。△《伊朗日报》头版报道中国特使沙麟为申博访伊。△沙麟为申博频繁出访。上世纪80年代初，西方社会对中国对上海产生一些误解。如何坦率而精准地把上海介绍给世界，增进西方社会对中国和上海的了解和理解，这是一门大学问。沙麟利用一切场合推介浦东和上海，消除了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对上海乃至中国的误解。
进入新世纪，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焦点。与此同时，国际上也出现了“中国崩溃论”或者“中国霸权论”等声音。这时候，就需要有一种理性的声音，用一种国际上能接受的表达方式，既有原则立场，又不失灵活，潜移默化地做人的工作，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而这一点，正是沙麟的强项。
△沙麟和基辛格在一起。关于沙麟和外国政要及媒体的互动，有许多精彩的桥段，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可能是他和基辛格博士的对话。年9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访沪，出席上海经济和浦东开发座谈会时，沙麟作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专题发言。当晚，基辛格对时任上海市长黄菊说，在他所接触到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国家中，尚未遇见像上海那样有自信心、坦率地介绍情况而熟悉市场经济的官员，他对沙麟的演讲留下深刻印象。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万乐山好奇地问：沙麟到底跟基辛格说了些什么，让他印象那么深。其实，除了基辛格，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卡特访沪后，也对沙麟印象很深。老布什给他寄来全家福照片，卡特寄给沙麟感谢信，肯定上海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中起到示范作用，祝贺沙麟这一代人将上海成功地带入新世纪。
△沙麟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在一起。
我在如皋度过美好的童年时代。我的曾祖父沙元炳比张謇先生小11岁，他们情同手足，一起开创了许多事业，并在同一年离开这个世界。
口述实录
我是地地道道的南通人，年出生在如皋沙家老宅。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家里的院子很大，是那种几进式院落，家门口有一条清澈的河流，那就是沙家河。儿时的我常随姑父从桥上走过上街吃点心，一径纡徐，风台水榭，塘水悠悠，这是留存在我记忆深处对家乡美好的回忆。
我小学一年级是在如皋读的。抗战爆发后，我们全家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的银行工作，我们兄妹都在上海读完了高中，年我还在中学读书时被评为“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和张謇先生一样，我曾祖父沙元炳非常重视教育，创办了许多学堂。我们沙氏家族的读书氛围很浓，可能基因也不错，我们兄弟几个都考取比较好的大学，我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大弟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小弟也被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
再次回到如皋，已经是40年以后了。年，我在担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时，到江苏参加国家科委“星火计划”的一个会议，主题是“把科学的恩惠洒向人间”，当时一起参加会议的如皋市科委主任邀请我回如皋看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第一次回如皋，心情非常激动。此后多次往返沪通两地，我一直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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